
五代十国,乱世纷纭
王朝更迭如走马灯
正统之辩却始终贯穿其中
何为正统?
官方的叙事规范
如何渗透至文字书写的肌理?
士人阶层
又如何在皇权规训下悄然表达自身的立场?
讲座回顾
本次讲座中,仇鹿鸣老师将目光投向史料,从吴越纳土、荆南归降的乱世抉择,到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的官方叙事构建,再到「后唐」称谓的悄然流行与正统话语的消解,层层深入,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比正史记载更细腻、更复杂的五代政治图景。
讲座开篇,仇老师从《太平年》入题,客观揭示其语言文字、服装道具较符合史实的同时,历史刻画上也存在一些局限和偏差。接着,仇老师由吴越钱俶纳土、荆南高继冲归宋的历史细节切入,引出五代时期正统观念的核心价值。即便是表面奉中原正朔的吴越,也并非没有「野望」。仇老师指出,根据史料记载吴越国至少使用过两个私署年号——「宝大」和「宝正」,证实吴越国也曾往称帝的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半步。
五代的正统之争,并非南北朝式的同时性政权竞逐,而是北方五个相继政权的纵向博弈,其中梁、唐之争更是主线。后唐灭梁后,以「中兴唐室」自居,将后梁斥为「伪朝」,构筑起以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为核心的官方书写规范,以此确立自身承继唐室的正统性。
但当这一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规范,落实到具有私密性的官员墓志时,却呈现出参差百态的面貌。仇老师通过大量墓志文本的对比分析,让我们看到了官僚阶层的微妙应对:同光年间,前梁旧臣的墓志中,记载仕梁履历时刻意回避任职年份,以「天步多艰」一语带过;或在接受后唐「中兴」叙事的同时,以各种方式规避直书「伪梁」。而追随李克用父子的河东旧臣,及官方手笔的墓志,则严格恪守规范,将梁冠以「伪」字。
不言而喻,这种有趣的书写差异,体现了官僚阶层的私心。墓志中的这些文字细节,成为乱世中士人阶层在皇权规训下,表达立场、规避风险的「弱者的武器」。
讲座的核心亮点,在于对「后唐」称谓的溯源与解读。过去学界多认为「后唐」是后世史家为区分李唐与沙陀李氏政权的称谓,而仇老师通过新见墓志材料证实,「后唐」一词在当时便已出现,且在明宗时期开始流行,至后晋日渐普遍。「后唐」的出现与流行,并非官方刻意建构,更像是士大夫社会「自然」的产物。它的流行,加之书写「伪梁」规范的逐渐松弛,在不经意间消解了后唐「中兴」叙事的神圣感。这一隐晦的表达,实则是对梁正统性的间接认可。
而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的正统叙事,更是让这一脉络愈发清晰。入晋之后,书写「伪梁」的规范更趋松弛,直至后周太祖下诏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」,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正统书写之争,才正式落下帷幕。
从宏观视角看,后唐是五代正统竞争的胜利者,后晋、汉、周乃至北宋,在德运上皆承自后唐,视梁为「闰位」。但从微观的文字书写与阶层心态来看,胜利者却是那些被官方试图否定的异端表达——曾作为正统标识的「伪梁」与「中兴」最终消失,而「梁朝」与「后唐」的称谓日渐流行,最终被宋初官方接受,成为正史中的正式称呼。这也展现了历史中的哲学视角,引人深思。
仇老师指出,五代的正统之争,与分裂时期其他王朝远攀大一统王朝塑造正统的方式不同,后唐的「尊唐贬梁」,立足于「破」——通过否定前朝确立自身合法性。而这场争论的背后,是官方规范、士人避书与书写习惯的多重角力。传世文献和出土的墓志材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「毛细管」如何运作,看到了乱世中个体与阶层在宏大政治叙事下的真实心态,为构造更复杂、更细腻的五代历史叙事,提供了珍贵的线索。
一场讲座,串联起乱世的政权更迭、文字的隐微表达与阶层的复杂心态。仇鹿鸣教授以扎实的文献功底、新颖的研究视角,让我们跳出对五代「乱世」的刻板印象,窥见了隐藏在墓志文字与官方叙事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历史真相。正统之争的消长,文字书写的变迁,最终都成为历史的注脚,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,却让五代的历史变得更加鲜活、立体。
供稿:学术文化部
文案:许琳
制图:李林淇
排版:张翠芸
校对:新媒体中心
审核:刘佳锜、朱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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